在《繁花》热播之后，众多观众开始热议，讨论着这部剧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上海，商业竞争是否如此激烈。
人们纷纷寻找历史原型，将三羊比作恒源祥，将高仿对应于三枪，将南国投等同于深创投……
有人认为这部电视剧更像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他们翻出了旧照片和影像来加以论证。我的年轻上海朋友们与我讨论上海话：阿庆爷叔说的是七十年代上海话，而胡歌和唐嫣们的口音则更接近新世纪的标准。游本昌老师则更早一些……
我有一个上海的前辈——他在1980年代就开始与国外交流，见多识广——在朋友圈里感慨道：
通常我不看电视连续剧，但这次我满怀期待。然而，我只看了7集，实在无法继续下去。这戏摆着架子，装模作样，假得太沉浸……不说别的，就上海的地方、上海人、上海话，都没能表现出上海的“味道”！
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忘记，这不是一部纪录片。
王家卫可能并不关心这部剧是否真实地再现了1993年的上海。毕竟，他拍摄的重庆大厦，也未必真的是那样；他镜头下的欧阳锋，也不尽像金庸笔下的欧阳锋。
当然，我们也无法说他拍摄的上海像香港。
王家卫小时候从上海去了香港，不会说粤语，听说他的精神生活全靠看电影。他后来拍摄的城市，既非他记忆中的上海，也不是他认识的香港。他拍城市，总是显得暗淡，喜欢将人物置于狭窄的空间中以形成框架，或者用前景映衬，或者利用镜子/玻璃/灯光来营造光晕，最终呈现出一种虚幻又真实的感觉。
《繁花》中几乎没有室外白天的戏份：即使有，也是小宁波跳江、回忆中的雪芝卖公车票之类的场景。大部分场景都是在黄河路的夜色灯火中展开，或者是在和平饭店72号包间、夜东京的窗边、27号的办公室等地。甚至还包括了陶陶和小阿嫂狭窄的出租房和弄堂风貌。
我们回忆少年时，是不是也常常处于类似昏暗的时刻？模糊的灯光会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回忆过去。
故事本身并不复杂，大致可以用强总的语气来说，机构时代来了，新的秩序需要建立了。
但剧的重点并不完全在于1993年的商战。
《繁花》讲述的是时代的更替。
然而，与商战的细节和手段相比，这部剧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时代的流逝、时代的情绪上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甚至连费翔爆卖三羊的关键，剧中对此的描述也并不详细；至真园被困时，三十万借据和香港厨师的救场，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。阿宝去香港谈合作、去日本找杉本弄绣花机，这些商业之路都没有被详细描绘。反倒是他与雪芝在香港相遇、与玲子在东京相遇，成为了剧中的重点。
这部剧最终的亮点在于人物。
爷叔稳健地演绎着自己的角色——尤其考虑到他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担任引导剧情、代表编剧解释剧情的角色，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，但游本昌老师做得很好。
汪小姐展现出了上海姑娘的生命力，范总则塑造了一个出色的商人形象。葛老师和陶陶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，尤其是在吵架的场景中表现突出。
马伊琍需要处理的戏份可能最为困难。她所饰演的玲子，尤其是在归来之前的戏份，演起来十分困难。她必须将玲子塑造成一个自信、有魅力的老板娘，同时又不能让她看起来完全不真实。
